医者伯礼 仁心接力——记抗疫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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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男,汉族,中共党员,1948年2月生,河北宁晋人,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奠定中医素质教育和国际教育的标准化工作基础,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取得显著成效,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那是一双神奇的手,轻轻搭住患者的脉搏,就能获取病灶密码,然后对症下药,缓解病情。

那是一颗滚烫的心,迸发着热量,给患者希望,给学生光芒。

半个多世纪,这双手,救人无数;这颗心,报国无悔。

这双手,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的手。

这颗心,是拥有3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张伯礼的心。

张伯礼,这位72岁的院士与战士,在庚子之初的武汉,在决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前线,谱写了一曲铿锵昂扬的命运交响曲,用他渊博的学识和无限的热忱,将这首交响曲演奏得催人泪下,荡气回肠。

共产党员的初心

2020年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因为武汉已经“封城”,加之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正在天津指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张伯礼,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急召进京集结,转飞武汉。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成立时,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张伯礼名列其中。

这并不是张伯礼第一次临危受命。17年前,在抗击“非典”前线,处处可见他奔波的身影,对他来说,披荆“逆行”仿佛是他天生的使命。不同的是,那一年,他未及花甲;这一次,他已逾古稀。

“国有危难,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两次相似的出征,一句同样的誓言。不是没有身边人劝他:“您年纪大了,不是17年前的精神头了,是不是考虑不到前线去?”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一板一眼道:“不行!疫情不严重,国家也不会点我的名。我不但必须去,还要战斗好!”

从机场到定点医院的途中,看着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一种悲壮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张伯礼鼻子一酸。虽然见惯生死,但是此情此景,还是让他的内心猝不及防。

武汉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患者总数多少?不知道。

疫情计划怎么控制?不知道。

医用防护服、口罩缺口多少?不知道。

目前采取了哪些有效治疗方法?不知道……

当时的武汉,在这位老人心里,在全国人民心里,一切都是未知数。正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才会引起连锁的恐慌,让人心中惊悸。

医院发热门诊的情景,更是让张伯礼心头一震。这哪里是正常医院的就诊情景?诊室里人挨人,接诊的医生被挤到角落,检验室、CT室门口人挤人,恐慌的患者和同样恐慌的家属。患者痛苦的表情,家属无助的抱怨,交织在一起。走廊里,输液的患者与排队挂号的人混在一起。医院里根本没有空余床位,一床难求,很多确诊病例也住不进来,只能回家等待。等待,等待的结局是什么?

形势严峻。

张伯礼心急如焚,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将为后续防控和治疗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加速病毒传播。张伯礼深知,防疫就是决战,机会稍纵即逝,决策正确与否,果断与否,直接关系到武汉的疫情走向,关系到全国的公共安全。

每临大事有静气。责任,重于泰山!

张伯礼不仅是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还是公认的国医名师,中医药领域的领军者。2003年,在与“非典”的对决中,他开辟了全国唯一的中医病区,将中医药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稳定血氧饱和度、激素停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总结的SARS发病特点和证候特征、病机及治疗方案,收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

张伯礼十分明了此次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让他来武汉的深意,这是无价的信任,也是殷切的期望。张伯礼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不辜负这份重托,病毒不去,老张不退!

在对一家家医院的走访中,张伯礼和他的中医博士团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当晚,在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召开的会议上,张伯礼提出,必须马上对病患分类分层管理、集中隔离,将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隔离开来;确诊患者也要把轻症、重症分开治疗。他建议,以最快速度征用学校、酒店进行隔离,隔断病毒传播。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决策:开展大排查,坚决隔离“四类人员”。

“只隔离,不服药,会延误病情,也会加重恐慌。发热的可能是流感,服几服药就好;确诊的,服药也能控制病情不转重,有利于到定点医院治疗。因此,采取‘中药漫灌’的方法是可取的。”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一人一方,张伯礼相信,普遍服用中药通治的汤剂,一定会有效果。

快!快!快!

在武汉当地九州通医药集团的帮助下,2月3日,首批几千名发热门诊确诊患者服用了中药;2月4日,约1万人服用了中药。几天后,一些轻症患者体温降到正常,咳嗽、乏力症状明显减轻。效果初显后,普遍服中药方案就推广开了。

2月初,在隔离点的“四类人员”中,80%的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到2月中旬,确诊病例降到30%;到2月底,确诊病例降到个位数。严格隔离,普遍服中药,截断了病情蔓延扩展势头,为下一步治疗打下了基础。

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大勇气。张伯礼一直在思考,他一辈子和中医药打交道,他说中医药治病救人延续了几千年,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财富,是无价的瑰宝,一定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有所作为。

中医承办方舱医院!张伯礼与刘清泉教授写下请战书。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优势互补,人命大于天,能救命就是硬道理。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迅速拍板,建立江夏方舱医院。

相对于正式医院,方舱医院虽显简单,但也是五脏俱全,心电监测、移动CT机、呼吸机等必须全部就位,还要具备防止传染病传播的设施。筹备的那段日子里,张伯礼每天清晨就到方舱医院驻地,与相关负责同志、工程师开会研究。空气净化设备的调试,三区两通道的安排,床位的摆放,卫生间的设计,网络、饮水机、医用垃圾、废水废物处理问题……事无巨细。他坚持给每个床位都挂上布帘,给患者一点隐私空间,他认为这很重要。有时吃不上饭,就泡一盒方便面。时间紧迫,抓紧再抓紧,尽早收治患者。

身为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张伯礼,曾经全程参与这所大学从蓝图变成现实的过程,他对建筑工程并不陌生。但几天内建立一所方舱医院,难度可想而知。张伯礼坚持下来了,武汉坚持下来了。

2月12日,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简称江夏方舱医院)建成启用。张伯礼率领由209人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由张伯礼挂帅的这支医疗队被称为“中医国家队”,成员由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中医、呼吸重症医学、影像、检验、护理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扎根这里,在中医中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科学研究等方面大显身手。

国之大医的仁心

偌大的江夏方舱医院,空空荡荡,几个人站在这里,话音大一点都会生出嗡嗡的回响。仅仅过了一天,魔术般摆放到位的564张病床全部住满确诊患者后,医院顿时显得拥挤起来。患者虽多属普通型患者,少数是新冠肺炎轻症,但也有发烧、咳嗽、乏力症状,部分患者胸部CT显示病理改变。许多患者寝食难安,一边忍受着身体的不适,一边承受着巨大的恐惧。

江夏方舱医院里,四处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气味,这种气味容易给心理脆弱的患者造成身处危险之地的强烈暗示。这时,一股同样浓郁的中药味道散播开来,会让患者的焦虑慢慢稀释,他们感觉又回到家中,仿佛家人正在煤气灶上用药锅为自己煎煮着中药,而且,那不仅仅是一服治病的汤剂,更是一种关怀与希望。

诊室里的张伯礼全副武装,穿戴着密不透风的隔离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橡胶手套。一连多日的奔波劳顿,让他感觉到了疲倦。他能清晰听见自己因为憋气而显得有些吃力的呼吸声,护目镜上蒙着一层淡淡的雾气,影响了他的视线。他相信自己的体力,几十年来,虽然无暇锻炼身体,但他总能见缝插针地在校园里快步走上一圈,脚步快得有时连学生都追不上他。在专家门诊坐堂,他常常从早晨到下午3点,仍能岿然不动,右手头的精准切脉,不知为多少患者寻出了威胁健康的“真凶”。

这是他今天上午巡诊的第10个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他将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自然地搭在患者脉搏上,慈祥地看着患者的眼睛,轻轻地说,别紧张啊。这一刻,就像他以往千百次的门诊一样,整个世界随之静止,浓缩到他的指尖之下;这一刻,即使隔着橡胶手套,那指尖下的每一次脉动,在他的感觉里,都是一首生命的欢歌。患者脉象偏滑,这是典型的湿邪为主。他让患者摘下口罩,伸出舌头,果然,他看见了一层白腻的舌苔,舌边还有齿痕。他用点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接着,询问病情,对照影像,助手用手机拍些舌象,记录传输诊疗信息。

然而,并不是谁都能接受中药的味道。小李就是其中的一位。25岁的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高烧38.2℃,咳得彻夜难眠,一日三餐也没胃口。即使难受至此,小李也只是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拒绝那一袋黑乎乎的中药,她绝不相信那汤汤水水的东西会有什么奇效。

小李的隔壁床位住着姚奶奶,65岁,症状比她更重一些,因为惦记着住在隔离病房里的老伴儿,思虑重,精神差。治病心切的姚奶奶,对医生的话言听计从,入院第一天,她就遵照医嘱,按顿服用汤药。

她对小李说:“良药苦口,孩子,喝吧,中药治病呢。”

“我可不喝,太苦了。”小李躺在床上,隔着口罩,似乎都咂出了中药特有的苦味。

姚奶奶每天两顿汤药。第三天清晨,体温表的刻度停留在36.5度。姚奶奶来了精神,咳嗽也见轻。

小李的体温却还在38度居高不下,状态也持续萎靡。

眼见姚奶奶明显好转,小李无力地对护士说:“我也要喝中药,今天就喝。”

小李的第一口药是皱着眉头喝的,为了减少药液在舌尖的停留时间,她“咕咚”一声咽了下去,这一口之后,她的眉头舒展开来:“原来中药不是很苦啊,我能接受。”这一袋药剂,她一饮而尽。

一星期的中药治疗,小李的核酸检测报告中出现了抗体,症状全部消失,第9天就达到出院标准。走出江夏方舱医院那天,她对医生说,咱的中药真神,今生今世,我都是铁打的“中药粉”。

78岁的曲爷爷卧床不起,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病给他的症状雪上加霜。张伯礼给他开的中药煎煮成汤剂后,他无法喝下那么大的剂量,只能换成小口慢喝,渴了就喝一点,一服药恨不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喝完。刚开始接受中药治疗,曲爷爷也没信心,岁数大了,家属又不在身边,这个新冠肺炎暂时又无药可医,他就宽慰自己,死马当活马医吧,就算不信,也不能浪费了国家给的中药。抱着这种想法的曲爷爷,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喝药的速度也快起来,14天后,曲爷爷病愈出舱。

新冠肺炎的治疗无章可循,临床上更是没有特效药物可用,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张伯礼率领的“中医国家队”“压力山大”。他和刘清泉教授共同研制的宣肺败毒颗粒治疗了280余例轻症和普通型患者,他们的发热、咳嗽、乏力症状明显减轻,治疗后CT影像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明显缓解,没有一例转为重症。这些方剂除了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还能改善相关的血液细胞分类计数和免疫学指标。在江夏方舱医院,既有统一方案,又会根据患者的病症采取个性疗法,普遍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所有患者除了统一服用中药汤剂外,医院还配备了一台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车,因人施治调制中药颗粒剂,再辅以保健操、八段锦和心理疏导。医院制定了严密的诊疗流程,患者在服药过程中,医生会密切观察每一位患者的具体反应,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医疗团队还设立了三线把关和评估,确保医疗安全。如果有患者转为重症,按照相关流程,及时转到定点医院。

在张伯礼团队医学追踪的564例患者中,服用中药的患者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12岁。江夏方舱医院所有患者中,无人转为重症,医护人员保持零感染。

一朵朵逐渐枯萎的花儿,又重新迎风而立。于是,武汉的方舱医院都开始使用中药。张伯礼团队和其他中医治疗团队确定的“三药三方”,因其良好的治疗效果进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供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病情选用。

中西医并肩作战、携手抗疫,是这场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抢救重症患者时,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但有时辅助角色也起着关键作用。医疗队里的中医西医不分你我,只要能挽救患者生命,谁有办法谁上,谁有效果谁上。

与此同时,在张伯礼等专家的强力推动下,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金银潭等医院的重症患者,在全部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有些重症患者转为轻症,还有的痊愈出院。

痊愈出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张伯礼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咳嗽、憋气、心悸、乏力症状,他立刻建议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建立新冠患者康复门诊,让这些勇闯“鬼门关”的患者,在未来的日子里,一直能用畅快的呼吸去拥抱美好的生活。

在中国工程院和有关单位支持下,张伯礼又牵头组织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共同为湖北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建起一个健康管理平台,追踪他们的健康状态,以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方式,帮助这些“逆行”的医护人员更好地康复。这个任务有可能需要延续一两年,但是必须跟踪下去,因为,这里面装着一份责任,一份深情。

严厉导师的恒心

差不多每个深夜,张伯礼奔波的身影都会穿过星空下的武汉街头。武汉的夜会记住这位在这里拼过命的老人,即使是黑夜里,他也在用他黑色的眼睛寻找着光明,那炯炯的目光一如他的内心一样澄澈。

张伯礼是武汉的常客,学术会议、参观交流、会诊难症,这座美丽的城市留给他的印象,总是那么的轻松和充满活力。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的古稀之年,会有这样一段与武汉生死相依的日子;他更不会想到,武汉人民也给了他肝胆相照的深情厚谊。

2月16日深夜,刚刚入睡的张伯礼被腹部的疼痛刺醒。几天来,他的节奏快得像是旋转的陀螺,每天不到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让他的身体拉响了警报,胆囊炎急性发作。

疼痛让张伯礼一夜无眠,也只有在被剧痛攫住的几个小时里,他的思绪才有时间任意飞翔。他想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人生、家庭、事业,但想得最多的是,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展现了较好疗效,更多的患者需要中医药救治呀!在这种关键时刻,作为一名战士、指挥员,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战场,哪怕把自己的生命留给这片沃土。

翌日一早,张伯礼简单做了检查,医生建议手术。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负责人强令他住院。但张伯礼的态度更坚决,他希望保守治疗。他心里清楚,此时的武汉,为阻断疫情,各医院的大多数择期手术均已停止,只有几家医院允许进行不得不做的手术。如果他现在手术,会给武汉的同行添太大的麻烦。

不能麻烦他们啊,因为武汉医生的累已经超越了极限。况且手术后恢复时间长,会耽误江夏方舱医院的工作。

两天的保守治疗,丝毫不见效果,超声提示,结石全嵌顿在胆管处!

必须手术!各方会商后,下了死命令。

2月19日凌晨,张伯礼被推进武汉协和医院急诊手术室。术前,依照医院惯例,需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说,不要告诉家人了,我自己签字吧。

说罢,他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再过两天,就是老伴儿的生日。我万一……张伯礼瞬间闪现的担心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情感上的歉疚。半个世纪的时光,他都奉献给了中医事业……不会,不会有万一……我一个老头子,工作没完成,老天也会……这样想着,张伯礼进入了麻醉状态。

那天凌晨,远在天津的张磊被电话吵醒。张磊是张伯礼之子,子承父业,担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他已经报名准备奔赴武汉疫情一线,随时听候命令准备出征。电话里,传来的是武汉前线指挥部负责人的声音:张院士病了,需要紧急做个手术,我代表组织征求家属的意见。

张磊的心瞬间揪紧,一丝不安涌了上来。72岁的父亲一向身体不错,半夜需要手术,病情必定危急。

我父亲,他危险吗?

是急性胆囊炎,有胆结石嵌顿。

听到这个答复,张磊放下了心,他知道,这类手术难度不大,唯一担忧的是父亲的高龄,但他相信武汉的医生。他说,我同意组织的安排和决定。

凌晨4点,张伯礼手术结束,一切顺利。

从手术室返回病房途中,张伯礼给张磊打了电话。他的声音虽有些虚弱,却一如往日的坚定:“知道你近日来武汉,你不要来我这里,在‘红区’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保护好同事和自己。”这位父亲,在自己刚刚做过手术醒来的一刻,把对儿子深沉的牵挂浓缩在这样的一句话里。

两天后,张磊带领第十二批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增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他记着父亲的话,一到武汉便走进“红区”。

术后第3天,张伯礼因为腿部出现血栓,无法下床行走,病床就成了他的工作台。他戴着老花镜,左手扎着输液针,右手执笔修改材料。那几天,正值他的医疗团队与科技部合作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项目进行到关键时期,容不得他喘息片刻。72岁,全麻手术,怎么说也是个大事件,张伯礼却并不在意,只是写了一首题为《弃胆》的诗记下这段经历: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

这一天,是远在天津的老伴儿生日。不过,操持着这个两代中医人的家,她早习惯了父子俩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路上的生活。

仗还在打,我不能躺下!术后一个多星期,显得清瘦的张伯礼,穿上防护服又出现在“红区”病房。他的防护服上写着“老张,加油!”

一连多日,武汉确诊病例数大幅下降。正月十五那天,面对武汉街头温暖的灯光,张伯礼又赋诗一首:灯火满街妍,月清人迹罕。别样元宵夜,抗魔战正酣。你好我无恙,春花迎凯旋。

“你好我无恙,春花迎凯旋”的一天很快到来。

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休舱。张磊是病区主任。这天有大批患者出院、转院,信息要准确,安置要妥当,张磊规定,与当天工作无关人员一律禁止入内。这时,他接到通知,张校长与江夏区卫健委的同志一会儿进舱。

唉!张磊轻叹一声。身在武汉20多天,他还没有见过父亲,今天却要在江夏方舱医院见面。虽然时刻惦记着父亲,但此刻,他还是觉得张校长“扰乱”了自己的工作。

病区里走进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张磊认不出自己的父亲,直到他看到“老张”向自己迎面走过来,才欣慰地笑了起来,紧接着泪流满面。护目镜虚化了他的目光,口罩遮掩了他的笑容,这两行泪水,包含着太多太重的内容。

“张校长好!”

“一切顺利吧,回家好好休整,按时上班。”

就这样两句话,结束了父子俩短暂的相见。直到张磊返津,他在武汉的20多天,只和父亲待了这么可怜的10多分钟。

下午两点多钟,结束工作的张磊脱掉防护服、全身消毒完毕走出江夏方舱医院时,远远地看见父亲一行人正在院子里现场办公,研究封舱后的安排。这是胆囊切除手术后还不满1个月的父亲,这是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父亲,这是全家人眼里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

“爸!”这一次的公开场合,儿子没有喊“张校长”。

父子俩在江夏方舱医院门口合影留念,作为驰援武汉的难忘记忆。

那一刻,武汉天空湛蓝,阳光灿烂。

江夏方舱医院休舱后,张伯礼依然忙碌着。他积极参与患者后期康复评估、观察、诊治的工作,多次去康复驿站诊治病人;他积极筹建两家康复门诊和病房,主持制定并发布了全国第一份中西医结合康复指南,指导建立了全国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管理与康复平台……他常说,“我们认识新冠肺炎才2个多月,知之不多,必须借助康复进行深入的观察。对患者进行身心康复,中医有优势”。

病疫无国界。如今,国外疫情的快速蔓延,又深深揪着张伯礼的心。3月26日,他作为主讲专家,应邀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举办的中医药抗疫专家经验全球直播中,与64个国家和地区分享新冠肺炎的中医概念、病因病机、临床症候特点,中西医结合在救治中的作用,循证证据和基础研究进展,9万人在线参与。而在此之前,张伯礼的团队还与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际机构和多国医务工作者视频连线,分享中国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经验,并向他们援助中医验方、中成药等。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评价,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张伯礼这一代中医药专家,正是以一种使命感紧握着那把钥匙——无形却沉甸甸的钥匙。2008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并主持制定了世界第一个中医学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已被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他还曾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让中医药的保护、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传承与传播从此有法可依。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日期未定,张伯礼已准备好建议——尽快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加快建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将中医药医疗纳入其中,在疫情发生后成建制介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他把自己交给武汉,把儿子交给武汉,也把自己得意的学生交给武汉。他不知道自己多年培养的300多名硕士博士、数不清的本科毕业生,此刻,有多少人正战斗在抗疫一线。但他知道,被祖国中医学滋养过的医生也一定有着最美的“逆行”。

在这支团队中,杨丰文和黄明两位博士,作为助手一连几十天不离张伯礼左右。他们按照导师的口述,起草建议,提出意见;他们辅导临床医护人员用手机软件搜集患者服药效果评估,将大数据传到大学科研团队进一步分析。两个多月里,连轴转的师徒三人都成了见过最多武汉夜色的人。

张伯礼性格坚定果敢,内心却无比柔软。央视记者采访他,刚问了一个问题,他就在镜头前不能自持,一时哽咽,只有他的心里最清楚其中的原因:为了中央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更是为了对中医药的信任。

学生们看到电视屏幕上的张老师,也是泪湿衣襟。

学生们最了解这位可敬的导师,他把自己多年科研成果的400余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天津中医药大学,成立“勇博励志基金”,12年的默默捐助,为3000多名年轻人照亮了未来。

学生们最了解这位严厉的导师,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的每一篇毕业论文,他都会逐字逐句修改。每次答辩前,一定会演练很多次模拟答辩,“磨薄你的嘴唇”。

学生们最了解这位国医名师级的导师,他带领3位院士、9位国医大师,为了中医药传播,俯下身来,用通俗易懂的词语,悉心编辑了一套5本中医科普丛书,包括小学版、中学版以及英文版。

大道至简,大医精诚。

无论是课徒、出诊,还是管理、攻关,张伯礼的每一个角色,都表现得近乎完美——

他肩有担当。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他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同事心疼他,阻拦他,他却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就应该抽我的血!”

他胸有大爱。他的专家门诊一号难求,多少次他疲惫地走出诊室,都会有患者家属哭着拦住他求救,他总是尽己所能,全力施治。对于那些家境贫困的患者和家属,他千方百计减少费用。在用药好转后,患者和家属都动情地拉着他的手叫他一声“活菩萨”!

他心有柔情。在攻关国家科技项目的紧张时刻,他带着团队夜以继日摸爬滚打。他的家就在校园旁边,3个多月却很少回去,好在老伴儿理解,儿子支持,那是一个医者家庭对祖国中医学的集体贡献。

张伯礼的大道,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张伯礼的精诚,就是以悬壶济世的博爱之心,以“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习医之心,为天下苍生带去安康。

有人说,这次疫情,是张伯礼挺起了中医药人的脊梁,也将中医药学的地位上升到历史新高度,他把这种守正传承创新发展当作自己毕生的责任,时代的使命,他要带领中医药生力军,昂首走在中医药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的前列。

如今的他,依然白衣执甲,依然脚步铿锵,依然一路向前,依然为中医药这一幅美丽的中国画卷描绘着属于他这一代人的浓墨重彩。

(作者:谢沁立,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陈建强、刘茜,系《光明日报》记者。《天津日报》记者张立平对本文亦有贡献)